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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书评有朋友询问关于对联的问题,我找了些资料整理了一下,细读一下很有意思,发给大家看看,转自赵雪松写的中国历史人物对联的研究

1、作为国粹的对联

对联,和律诗、京剧一样,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国粹”。之所以说其是国粹,系因为它仅仅为中国文化所有,是中国人民(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文化建设、文化传承中创造、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文化样式;它与中国的经济环境、社会生态、精神品格、民族心理以及民风民俗、文化基因等等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中国这块土地滋养出的、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花朵。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粹,可以通过不断的熏陶由陌生、隔膜到接受、欣赏,甚至可以通过不断的欣赏和把玩之后模仿和学习。但这种模仿和学习也必须是以纯粹的中国方式来进行,一旦脱离或者抛弃纯粹的中国方式,则无法进入这类文化符号,更惶论运用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任何外国人,无论他对于中国的国粹熟悉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将其移植为他国的文化样式,更不能使之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如对联、律诗和京剧一类国粹,且不说它们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结,仅仅是它们使用的方块汉字和读音方式,所谓骈联对偶,所谓字正腔圆,即为任何一种中国文化之外的语言和文字无从参照、无从拟仿。

国粹,按照“五四”时期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指其为国家文化之精华。鲁迅先生曾说:“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是在当时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鲁迅尤为希望的是国家的变革和振兴,是整个社会的摧枯拉朽,除旧布新,因此对于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口号和行为十分不以为然。他讽刺道:“……但特别未必是好,何以应该保存?”在他眼里,诸如蓄辫、缠足、鸦片、麻将在中国都是“特别的”事物,因此,鲁迅先生在其杂文中,将“国粹”作为一个带有辛辣讽刺性的贬义词来使用。如今,如蓄辫、缠足一类封建时代腐朽落后的民族习俗早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没落与灭亡成为不再复现的历史遗影,新时代、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需要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学习、借鉴和吸纳,并将其作为符合新的文明和文化建设需要的健康因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作为“国家文化之精华”的国粹,正应视为这类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说,中国有三大国粹,曰中医、国画和京剧,也有人将中国国粹归为四大类,而这四大类在不同的人那里项目又有所不同。比如有的人在上述三大项中加上烹饪;还有的人则加上武术……除此之外,也有人将春联、诗词、剪纸、谜语、相声、书法、民族服饰等等统统列入国粹的范畴。要是按照前面“独有的”和“精华”这两项定义,以上所列其实均可当之无愧地跻身国粹行列。

中国的国粹既是我们这块土地上长期的历史文化生态中所孕育和形成的文化样式,要对之继承、发扬和光大之,则必不可少地要对其进行广泛、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包括其萌生、成型和发展的渊源及脉流……对于对联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人们其实探之已久,论之已详,凿凿之据,让人开悟。然笔者从事对联写作和研究若干年,在吮吸方家成果,借镜他人观点的基础上,亦形成有自己的一些浅陋看法,愿不揣冒昧,录之笔下,以切磋、就教于同好。

2、对联的起源

关于对联的起源,说法不尽一致。有说起于明代的,有说起于五代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对联集锦》在探讨对联起源上,有着较为完整的归纳。该书中说,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就有过年时在家门前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与“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然后挂在左右两扇正门上,借以驱邪避鬼,这种习俗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五代时期,喜好文学,附庸风雅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对于每年在宫门上仅仅题写两个大神名字的老一套做法感觉不爽,他想来一点新鲜的创意。于是,“每岁除(每到年底的时候),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这些词是些什么词,史书没有记载,但后人可以猜想出,那该都是些有情趣、有文采的辞藻,而不再仅是干巴巴两个神仙的名字。孟昶亡国的头一年,即公元934年春节之前,他创作了被称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副春联。《宋史·蜀世家》:“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与南唐后主李煜一样,都将祖上传下的国家亡于赵匡胤之手,孟昶亡国还早于李煜整整三十四年。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却写下了足以流传千古的流丽词章,孟昶缺少李煜的才气,写不出那种光照千古的东西,他平庸的想像力也只能在雕章琢句上下点功夫,但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他那两句意思干瘪的联句,竟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新的文体。赵匡胤亡了孟昶的国家,而孟昶所倡导的贴春联的习惯,却成为宋代以后一项不可缺少的民间传统。有王安石的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首诗歌题目叫《元日》,也就是今天所谓大年初一的意思。诗中纪录了当时老百姓过春节,依旧是按照流传了多少年的习惯,在自家门前挂上桃符。不过,依照《古今对联集锦》作者的理解,王安石诗中的桃符,应该已经是新式的春联而非旧式的桃符了。只是在王安石那个时代,春联这个名称还未正式诞生,因此人们仍然按沿袭的习惯将它称为“桃符”罢了。

春联这一文学形式被官方正式肯定,当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定都金陵,为了体现普天同庆的意思,除夕前,命公卿士庶人家门前均须加春联一副,且亲自微服出巡,挨家挨户观赏取乐。到他这时候,已经不像孟昶那样,只顾着自己“纳余庆”,只在自家门前张挂佳词联句,而要大家跟着他一起来凑热闹了。而且,原先或画或写,用的是桃木板,到了这个时候,也终于改换成为红纸了。自此,对联便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士大夫乃至民间百姓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流传至今。有关朱元璋和对联的故事,《簪云楼杂说》有这样的记载: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方(始)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无之,询知为阉豕苗(即猪崽)者,尚未倩人(请人代写)耳。太祖为大书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张贴,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赍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该书所记,流传日久,真伪难辨。朱元璋当皇帝前,未曾读过几天书,定都南京后,倒是学了些东西。但其有过人智力,偶发灵感,误打误撞写出这么一副差强人意,略胜于顺口溜的对联也未可知。但自此对联成为民间过年的一项重要习俗,却是不容置疑。

3、对联的前身(之一)

每一种文学样式,其缘起都不会是凭空产生,一般而言,都须凭借某种“范式”——这里暂且借用一个哲学概念以表述笔者的意思——来作为自己孕生的母体,就像小说孕生于话本,宋词孕生于唐诗,而元朝小令又孕生自宋词……那么孕生对联的母体是什么呢?有人说和宋词一样,它的前身是唐诗,的确有一定道理。

首先,对联的起源和唐诗繁荣的时代非常接近。前面提到了,第一副春联出自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其时离唐朝灭亡不过三、四十年。唐代乃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高峰,那时的诗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记;仅留存至今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就达48900余首。从初唐、盛唐、中唐一直到晚唐的两百多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像天上的恒星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如陈子昂、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王维、贾岛、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以及温庭筠等等,有些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甚至到了只要有水井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传诵朗读的程度,可见唐诗的覆盖面和影响面非同一般。唐朝灭亡之后,国家陷于分裂之中,于是有五代十国的兴起。朝代变了,那一度精力弥满,弘强大气的唐代诗歌精神也走向式微,但是,一种已经定型的文化样式却没有随着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发生变化,唐诗依然在原先的中国版图之内,在五代十国这几个走马灯般新起的国家内流传,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化。《全唐诗》实际上收录的不仅是唐代的诗歌,五代诗歌也包含在内,正说明了五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孟昶那两句于无意之中开创了新的文学样式的对联,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次,对联的形式受唐诗影响很深。唐朝是中国一个新的诗歌样式——律诗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唐朝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着一定的格式,但毕竟不够严密、不够规范,无论是诗的长短、韵律和对仗等方面,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矩,诗人在写作时,只是遵照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却没有一个统一不易的尺度。正是从唐诗开始,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讲究规则和法度的“格律”时代。唐朝的格律诗,一般而言分为四种: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四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在字数、句数上有一定之规,还包括严谨的对仗和押韵,而对仗又包括词性的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对仗。尤其是律诗,总共八句诗中,又分为两两相匹的四个联句,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颔联和颈联的写作要求最为严格,连一句之中哪几个字用平声、哪几个字用仄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句子应“平起仄收”,有的则应“仄起平收”等等。唐诗的这些特征,不仅影响到后世的词、曲、小令的创作(后代诗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词、曲等等也称作格律诗的),当然也影响到对联的创作——对联创作中必须恪守的“对仗”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唐代的格律诗,如民间在对孩童进行对联写作的启蒙时,就采用这样的“口诀”,所谓“风对雨,夏对秋”等等,这类启蒙,告诉孩子的是,对仗既包括词性和词义上的,同时也包括声韵上的。如“风”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词,而声调上,“风”是平声,“雨”是仄声;“夏”和“秋”都是表示季节名称的名词,“夏”是仄声,“秋”则是平声……

对联的写作,虽然受唐代律诗影响很大,但也不能不看到,它实际上也受到唐以前各种诗歌形式的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的句式绝对不局限于五言和七言,而是从两言到七言乃至多言的均有。并且,它通过组合诗歌的各种句式,甚至创造出多达百言的长联,而百字长联的迂回曲折,摇曳多姿,竟能容纳一首普通的诗歌所不可能包容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

笔者所见到的最短的对联为两言对联,如明成祖朱棣与翰林学士解缙两人合作的对联:

色难;

容易。

朱棣在读书时,读到书中有“色难”二字,认为这两个字很难找到与其相对的词汇,没想到解缙当即回答说:“容易”。解缙的回答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色难”一词不难对,二是“容易”本身就和“色难”形成工稳的对仗。“色”和“容”都是指人的面貌而言,而“难”和“易”则正好是一对相匹配的形容词。

而最长的对联则已经不好统计。自从清人孙髯翁所做的180余字的《昆明大观楼长联》问世以来,模仿者层出不穷。从清代直至现代,早已经有人创造出200多字甚至上千字的对联。今人华武所写的赞长城联,总计字数达1000字,该联曾获得1985年春节全国征联奖。而与孙髯翁同为清代人士的钟云舫的题四川江津临江楼联更是长达1612字,简直相当于一篇文章了。

从以上两副对联可以看出,对联的句式,其实已经大大超越了唐代律诗的体例,甚至超越了历代诗歌的句型模式。后世的对联,不再仅仅是诗歌的延展,它在句式上还吸收了散文、骈文、宋词、元曲以及民间俗语、口语……的成分,连语气助词和虚词——甚至还有象声词——都可以随需要纳入对联写作之中。因此,孟昶写的第一副对联或许在形式上直接来自于唐诗,但随着对联这门艺术的成熟,它就有了众多的“前身”,兼收并蓄而后自成风貌,不能再将其仅仅看做是唐诗的变种了。这里将收集到的几个例子提供给大家,以佐证笔者所言不虚。

站住!你背地做些什么?好大胆,还来瞒我;

想下!俺这里轻饶哪个?快回头,莫去害人。

——城隍庙对联

所谓城隍,是过去迷信当中主管城池的神,相当于知县或知府老爷在阴间的投影。过去,官府老爷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断案,城隍老爷也是如此。民间百姓又认为,凡是神都有知晓常人所不能知的事情的能力,官府老爷断案,或许因无法知晓人们暗中的行为而断不清楚,但城隍老爷却能够无所不知,哪个要是想瞒着他背地里做坏事是行不通的。该联借用城隍老爷的口吻,警戒那些心怀不轨的人,莫要暗存侥幸。须知,要想神不知,除非已莫为。而在语言上,这副对联正是运用了民间口语化的形式,以俏皮、滑稽的特点,展示出对联在语言风格上的不拘一格。

哼,贱妇愚哉,非吾直上青云,何来彩电!

呸,莽夫谬矣,是我亲缝绿帽,始有乌纱。

该联以一对夫妻凭借色相和裙带关系捞官职、贪财贿的丑陋嘴脸刻画出来,有剖皮析骨、入木三分之效。上下联的第一个字就是以语气词来开头,以加强表现效果的。

再看使用语气助词的对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仅仅20几字的对联,竟然共使用了六个语气助词。

由此可见,对联的前身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唐诗。随着对联这种艺术形式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它早已经有了包容万象的能力,也正因为此,它才能茁壮地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文学艺术样式。

二、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

1、历史人物对联的分类

前面说了,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是对联当中十分重要且数量很多的一类品种。因其重要,所以自有对联以来它的存在就绵绵不绝,且令人心仪;因其量多,所以收集起来几乎不可能将其穷尽。而这类对联,无论从写作上,从风格上看,都存在着许多差别。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在许多种类的对联当中都可能出现,比如梁章钜《对联丛话》中所说的十类对联中的故事类、庙祀类、廨宇类、胜迹类、佳话类以及哀挽类等等。而上述类别中所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对联,多数属于介绍生平、褒扬事迹、歌颂功德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与之有不同之处。比如有些以怀古方式出现的对联,虽常有歌颂、感叹与追怀之意,但主要意图却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也就是说,作者凭借前人(或他人)的故事,写出个人一己的情绪。当然,个人的情愫未必就与时代、与社会无关,在许多对联中,抒发个人感情的对联其实也同样包含了或忧国忧民,或感时伤事,或抱负深重,或志气飞扬等等让人感动的境界。许多自题自勉的对联,常常借历史人物的史实故事来喻志抒怀,多属此类。还有不少人物对联,其中未必含有多少高远的意境,但却通过奇特巧妙的艺术手法,滑稽幽默的表现方式,成为令人喜爱的谐联趣对。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人物对联同样也可以像其它对联一样,采用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对那些历史罪人、*佞之辈进行尖刻、辛辣的讨伐、针砭、讽刺和嘲骂;而对于并非大*大恶,却有悖常理人伦,有违风俗道德之人,亦可劝谏之、讥笑之、责难之。

不过,从历史人物对联的分布来讲,人们最常见到的,是保存于众多的名胜古迹当中的那一部分。名胜古迹,多有古人留下的遗踪,这些地方,一方面可以揽胜,另一方面可以怀古。而怀古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自然是对古代名人事迹、情操和精神的追念。名胜古迹当中,大量的是纪念古人的庙、堂、亭、阁、宫、祠、馆、园、楼、台、廊、寺等等,还有墓、坟、碑、碣之类——这也是区别于世界任何国家的中国特色。这些地方所留下的古人遗存,所纪录的后人的怀想几乎无处无之。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靠这些古代遗迹保存下来,而这些地方所张贴、悬挂的对联,也是经历过多少年代才逐渐积累和丰富起来,并起到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介绍、宣传与弘扬的巨大作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中国的国粹——对联文化中,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是其中最有价值,也最有意义的部分,也是我们研究对联时最不该忽视的部分。

既如前面所言,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各各存在诸多特色,那么我们在研究这部分对联的时候,也肯定有必要先将其分类细划,以便诠识辨悟,以察其究竟焉。

历史人物的对联,我以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以介绍事迹,褒扬功德,赞颂精神为主的;二是借古抒怀,以史喻志的;三是借历史人物为名,来表现作者的谐趣、机智和巧慧,颇具文学特色的;还有一类就是批判与嘲讽性质的。为了下面行文的方便,我对这四种内容不同的人物对联分别给予特定的名称,将包含第一种内容的人物对联称为“祭奠型对联”(也可以称之为“纪念型对联”),把第二种称为“喻志型对联”;把第三种称为“巧智型对联”;把第四种称为“嘲讽型对联”。这仅是对历史人物对联的一种分类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对联所反映的对象,将它们做这样两种区分:甲、以先辈(或长辈)为对象的对联;以平辈为对象的对联;以晚辈为对象的对联。乙、以他人为对象的对联;以自己为对象的对联;同时以他人和自己为对象的对联;丙、以单人为对象的对联;以两人为对象的对联;以多人为对象的对联。

这几种分类,其实是交叠的。在所有的历史人物对联当中,范围最广,数量最大,意义也最为重要的是祭奠型对联(而祭奠型对联又多以先辈、以他人和以单人为对象),所以本书将对这一类对联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

2、祭奠型人物对联(之一)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中华大地上,随便走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探寻到前人留下的遗迹。他们在多少年、多少代之前,就在这块养育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土地上生息。他们的肉体早已不在,但他们的心灵,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存留至今,成为我们承绪、发展和不断进步的依据。他们茹毛饮血的发端,筚路蓝缕的开拓,含辛茹苦的延续,艰苦卓绝的成功与创造,无不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名字甚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图腾与象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们毫无愧怍地成为后人的楷模、典范和榜样。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就是永远不忘民族的根,就是要永远传承那坚忍、刚健、顽强和忠诚的基因,永远光大那浩瀚、博大、正直和弘毅的精神。

这块土地是这样古老和久远,历史的遗迹又是如此地众多,以至在全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甚至每一个县,我们几乎都能找到祭奠先人的场所。这些场所中,所有那些能够让人们公开祭奠的地方,供奉的都不仅仅是一家一门的祖宗和上辈,而均是在历史上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有恩泽施于地方,有功劳行于民众,足以在青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人们建立这样的场所,固然是为了让自己的情感有所托付,同时更是为了让一种伟大的精神扎根于土壤而恒久永驻。从陕西的黄帝陵到湖南的炎帝陵,从洞庭湖畔的屈子庙到成都郊区的杜甫草堂,从合肥的包公祠到西湖的岳飞墓,再到现代的中山陵和黄花岗烈士墓……这些胜迹,这些遗址,这些历史人物留下衣冠、留下足迹也留下风骨神韵的地方,都成了吸引游子旅客、凝聚后辈子孙的圣地。人们在这里留连驻足,睹风物而思先人,他们所感受、所吸吮的,又何止是一时一刻的心灵震颤和此情此景的审美愉悦?这类经历,这类体验带给他们中许多人的,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永恒的启迪、教育和感念。那么,催生这种心灵震颤、审美愉悦和深刻的启示、巨大的教育与永恒的感念的,除了祭奠场所的其它内容外,那些不可或缺的人物对联所起到的作用,当是不应该轻视的。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替青城山这里撰写了《青城山古黄帝祠》对联,现抄录于此,与读者共享:

启草昧而兴,有四百兆儿孙飞腾世界;

问龙蹻何道,是五千年文化翊卫神州。

对联作者于右任先生是清朝光绪年的举人,也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之一。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反对帝制,在国民党中威望极高,先后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在这副对联中,于右任先生赞颂了我们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始祖黄帝开混沌,刈草莽,启蒙昧的不朽功德,且以仅仅五个字便概括之。然后,从五千年文明的生发演化皆肇始于斯的宏观角度,将炎黄子孙对煌煌先祖的敬仰之情和继承之志,以充满自信与豪迈的语调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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